派出所应成正义堡垒而非施暴之所，重刑方能捍卫法治尊严

“存在从重处罚情节、应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”这一论断，既符合法律规定，又契合情理要求。

一审判决仅给出两年九个月的刑期，这明显是没有依法认定“其他恶劣情节”，量刑过轻，检察院理应提起抗诉，推动改判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。

一、同一行为适用双重标准，公平正义遭受严重冲击

同样是涉及口交的行为，在自愿交易的情况下，被认定为性行为，进而归为卖淫嫖娼范畴；然而，当是强迫发生此类行为时，却仅仅定性为强制猥亵，这使得量刑的上限被人为地降低。更为让人愤怒的是，执法者竟然在办案场所，利用手中的公权力胁迫未成年人，这种恶行完全突破了道德和法律的底线，可最终的判决结果却轻得让人难以接受，难以服众。

二、法律条文明确：本案完全满足“五年以上”的法定量刑条件

依据《刑法》第237条的相关规定：

- 基础量刑：可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

- 加重量刑：如果是聚众实施、在公共场所当众实施，或者存在其他恶劣情节的，将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

结合两高关于性侵未成年人的司法解释以及司法实践中的惯例，李某同时具备四大绝对应当从重处罚的情节，已经构成了“其他恶劣情节”，按照法律规定，必须提高量刑档次：

1. 身份恶劣至极：身为派出所教导员，作为国家公职人员，本肩负着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定职责，却监守自盗，利用职权实施暴力侵害行为

2. 作案场所性质恶劣：在派出所的办案办公室内，支开家属，利用执法场所的特殊环境形成绝对的胁迫态势

3. 侵害对象极其脆弱：侵害的是一名15岁的未成年少女，其身心发育尚未成熟，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

4. 造成的后果不堪设想：导致女孩离家出走、精神崩溃，家庭也因此破碎，家中老人因过度忧虑而住院，给女孩造成了不可逆转的终身创伤

以上任何一个情节，都足以认定存在“其他恶劣情节”；当这些情节叠加在一起时，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只是底线要求，而不是量刑的上限。

三、一审判决存在致命缺陷：对职权性侵行为过度放纵

一审法院仅以强制猥亵罪判处李某两年九个月的有期徒刑，其核心错误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：

1. 完全忽视了职权犯罪所带来的极度危害性，没有将“公职人员利用公权力实施性侵”这一重要因素作为加重处罚的情节予以考虑

2. 错误地没有适用提高量刑档次的规定，对法律明确规定的“其他恶劣情节”视而不见，导致量刑明显偏轻

认罪认罚从宽制度，绝不能成为对重罪进行轻判的“保护伞”。对于侵害未成年人的执法者从宽处理，就是对法治精神的践踏，对公序良俗的背叛。

四、正义不容缺失：必须提起抗诉改判、予以顶格严惩

家属申请抗诉、提起民事赔偿，这一行为既有法律依据，又符合民众的期望：

1. 检察院应当依法提起抗诉，认定本案构成其他恶劣情节，推动改判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

2. 启动追责程序，彻底查清内部管理方面存在的漏洞，对失职人员一并追究责任

3. 给予受害者足额的精神损害赔偿，并以正式道歉的方式修复受害者及其家庭的尊严

五、公权力不容亵渎，未成年人必须得到保护

派出所是维护正义的地方，绝不是实施暴力侵害的场所；警徽是守护人民的盾牌，绝不是作恶的标志。

当执法者利用职权对未成年人进行猥亵时，已经严重突破了法律底线和职业良知。唯有判处五年以上的重刑，才能告慰受害者，对潜在的犯罪者起到震慑作用，捍卫法治的尊严。

轻判就是对犯罪的纵容，抗诉才是正义的体现。